消失了的江西十万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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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和他的部队

文/胡平

( 此文略长：约1.5万字 )

一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下半年，至次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可谓是民国历史上最动荡、最危险、却极富戏剧性的日子。 
　　

一边
　　

如夏日雷雨来临前满池徘徊低飞的蜻蜓，人们有着对危险的警觉和本能的躲避：逃离战争，逃离剥夺，逃离清算，逃离日后某种思想与生存方式的禁锢。这六十多年前的大逃亡，从上海的北火车站、十六铺码头开始，或从更早些的由东北、华北和苏北开出的一列列塞满黑压压的难民的火车开始，从江淮平原的公路上、田野里，扶老携幼的人流中开始。他们中，有国军和旧政权人员的家庭，有只匆匆带出了细软财物的地主富商，有知识者包括大中学校流亡的师生，甚至还有日据时期在敌伪方效力、尚未来得及受审查的“汉奸嫌疑”者……总而言之，在红色狂潮即将席卷大陆之时，一切吃不了安隐饭、睡不了安稳觉的，像一盘大杂烩一样聚在这难民流中。 

随着解放军加速南下，一场更大规模的空前大迁徙，一九四九年间正在海峡两岸进行，国府和私人船运的数量与频率急剧增加，仅海军每天出动的军舰就达到五十航次。黄浦江口、闽江口和珠江口，还有青岛的大港码头，除了纷乱登船的官兵与眷属，还挤满人群，有的人来送行作最后诀别，更多的人惶惶无主，木然呆立，眼看别人上船，自己无法上去，不断有人央告乃至泣告想被带上船。这是军人最吃香的时候，许多女孩子随便跟某个军人走了，纷纷抓着军人的手说：你带我走，你带我走…… 
　　

凡开往台湾的客船、货轮，无不人满为患，大量没票又挤上不去的人，巨幅渔网一样密密匝匝地悬挂在船舷上，上了船的人施以如雨的口水外，再用棍棒、枪托击打，皮开肉绽，浪花殷红。倘若船被海浪晃动，船身跟码头一撞，落水的人当场就挤成肉酱。看着码头上行李掉满地，什么都有，连金条都可以拣到；再看到那一只只被甩开与推开的手，还有江面上漂浮着点点的尸首，有暮年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说：许多年后午夜梦回，都还有想哭的感觉…… 
　　

台湾原有人口仅六百多万，在一两年里快速增加了两百余万。因为遭受战争伤害与风灾，一九四六年台湾农业产量只有一九三七年的三分之二左右，一九四九年虽已恢复到一九三七年水平，但仍不如日据时期，无法供应大量涌入移民人口所需。住的问题同样吃紧，由于外省人的涌进，带来光复后台湾房价房租的第一波飙涨，日式房屋达到了以每叠榻榻米一两黄金的价格。来台者大多靠个人的关系寻找住房，即使是被聘来台的教授，多数学校也无法安排住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更加困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还需在台湾大学借住……眷村，在岛上许多地方开始成片地出现，大都是竹篱当墙，在墙两面糊上泥巴，墙内形成一个封闭的生活圈。统一、简易的房屋里，住着依各自机关、军兵种、学校等编入的官员、军人、教员和他们的眷属。蜂巢一样紧紧挨着的屋子，挤着一两条青石板的巷子，或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两脚泥泞的土路。路上，尚不知愁滋味却有新鲜感的孩子们蹦蹦跳跳，说笑里萦绕着各式各样的乡音。若是在傍晚眷村上空飘起道道炊烟时进村，大抵可以尝遍大江南北的家常菜。每个眷村附近，总会见到的茶馆里，像是有一部无字天书，你只需要坐下来，在川流不息的茶客们的龙门阵里，就能听到大陆各地方大溃败大迁徙的仓皇辞庙、山高水险，包括形形色色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的故事，它们许多都是报上和日后官方正史里不敢登、没能载的…… 
　　

日后统计出来，全台湾有八百多座眷村，它们收拢了远离家乡的“阿山仔”（外省人），可谓是国民党政权丢掉的整个中国的缩影。 
　　

另一边
　　

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主力付之一炬，人民解放军又渡江取南京、克上海，稍事休整，一九四九年七月上旬入闽，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以八个军的兵力投入解放台湾的备战中。八月，发起福州战役，解放福州。十月，发起漳（州）厦（门）战役，解放漳厦地区及滨海一些岛屿，金门顿成一座孤岛。金门是台湾的桥头堡，历史上郑成功、施琅攻取台湾，都以金、厦为出发地。金门在国民党手中，进可封锁内陆，退可屏障台湾。金门若在共产党手中，台湾海峡的交通线便面临极大威胁。 
　　

金门守军为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该兵团既非嫡系，又是累败之师，其下二十五军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重创于碾庄，军长黄伯韬自杀，五军则全歼于淮海战场陈官庄。此时的装备已不如解放军，编制也不齐，为着军饷，号称一个兵团，实则仅弱旅两万。隔海虎视的，却是三野第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号称“小叶挺”，善战、多谋、常胜。这两年多来，十兵团平山东，扫淮海，跨长江，克福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泉州召开的兵团作战会议上，叶飞意气风发地说了四个字：“此役必胜！”一位老前辈对几十年后来此调研的刘亚洲说：叶飞在老虎洞宴请厦门地方领导，用筷子指菜盘，道：“金门就是这盘中的一块肉，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跑不了。”说毕大笑，豪气溢于言表。此前几日，作为闽地的最高军政首长，他在任命了一系列地方干部的同时，还任命好了一位金门县长。 
　　

刘亚洲在日后写出的《金门战役检讨》一文里认为，叶飞选择二十八军打金门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理由一，在十兵团中，二十八军善守不善攻，甚少攻坚任务，多是打阻击战；理由二，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在上海治病，政委陈美藻治理福州，参谋长也不在位，军中只有副军长萧锋一人，既当爹又当娘。做此决定仍然是出于叶飞的轻敌。叶飞对萧锋说：‘看来大陆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你们二十八军就扫个尾吧。’十月二十日左右，二十八军向兵团呈报了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叶飞因处理地方事务太忙，竟没有看一遍，遑论研究、修改，便批准。大战将起，因敌情不明，特别是离开了广东潮汕地区后行迹扑朔迷离的胡琏十二兵团动向不明，萧锋有些犹豫。叶飞在电话中说：‘只要上去两个营，你再掌握好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 
　　

十月二十四日深夜，离厦门仅有五点五海里的金门海面，吹着微弱的东北风。突然，一阵剧烈的隆隆炮声，划破了宁静的黑夜。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十兵团以三个隶属不同建制的团约九千多人的第一梯队，分乘三百余艘大小各型机帆船，向金门驶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亚洲始终不明白萧锋怎么排了个这么古怪的阵容，“不像是啃骨头，倒像是喝稀粥”。后来二十八军一位老领导向他道出原委：萧锋也认为此战必胜，胜利后必有缴获。他的指导思想是“照顾本位，最后抓一把”，希望各部队都能在最后的胜利中分摊点实惠。于是，除了兵员来自不同的师以外，明明船只紧缺，第一波只够载运九千余兵员，有些船上却装了不该装的东西：主攻团的几条船上载着大量新印制的人民币，据说是准备用来庆功时大把花销的。另一个团的船上装了风浪里颠得嗷嗷叫的肥猪，也是准备用于庆功宴的，还有船上堆着小山似的办公桌椅，以便战斗结束后新政权马上可以开张…… 
　　

更让后来军史研究者吃惊的是，三个团的兵力登陆，竟然没有一名师级指挥员随同登陆指挥。而且，当时解放军基本上是旱鸭子，二十八军也不例外，原系渤海军区的老底子，主要战斗人员均是山东人，多数战士更是头一遭见大海。一团长竟说：“谁在海里放了这么多盐，那么咸！” 
　　

海岛作战，守方处孤岛，临绝地，唯有死战求生，别无他途。但李良荣再做困兽斗，仍不足以化劣势为优势。让叶飞、萧锋手中情报大大失灵的是—— 
　　

二十二兵团八月驻金门后，李良荣急电正在高雄训兵的陆军训练总司令孙立人，请派新军增援。孙立人即命二〇一师师直属队和六〇一、六〇二团约七千人船运金门，配属二十五军。在金门校阅二〇一师后，李良荣写信给孙立人：“二〇一师的精神纪律及战斗技术，均为今日部队中的最优越者，金门有此一师，乃敢夸言稳固，此皆吾兄忠诚及智慧所得之结果。” 
　　

更有让叶飞、萧锋等人如猪油糊住了眼睛的胡琏的十二兵团。

二

胡琏，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陕西华州人。一九〇七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农家。黄埔四期毕业，与谢晋元、张灵甫、唐天际、刘志丹等人同学。军校毕业直接参加北伐，其后，参加了新军阀混战，多次立下军功。一九四三年五月，所辖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守备湖北宜昌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随着日军攻陷宜昌，二十五日，日军在石牌周边集结了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其中有被称为“钢铁猛兽”，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纯野战部队的第十一军，一共十万兵力直面扑来。恶战在即，胡琏当夜修书五封与家人作别。信中写道：“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十一师是陈诚“土木系”起家的底子（笔者注：土木系将领主要出身于国民党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因“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故而得名）。战斗打响以后，陈诚电询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当即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石牌要塞保卫战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二十九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在战斗最激烈时，战场上曾经三个钟头里听不到枪声，并非是双方偃旗息鼓，而是双方在进行最原始、最血腥的冷兵器格斗——刺刀搏杀。由于守军众志成城，日军久攻不下，士气顿挫瓦解，三十一日晚，日军开始卷旗掉头东逃。石牌保卫战被西方军事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胡琏，国民党军史评价他有张灵甫的“悍”，但无张灵甫的“骄”；其“忠”不比黄百韬少，其“谋”却比黄百韬多。 
　　

此役后，胡琏被授予最高青天白日勋章。次年，奉调到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并很快升任第十八军军长，该军成为公认的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之一。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动弹不得。南京为十二兵团空投物资，官兵都说：“投这些东西不济事，最好把胡琏投下来。”胡琏再度出山，专机送到战地。黄维为兵团司令，胡琏为副司令。可惜这回大局已定，独木难支，该兵团四个军十一个整师十万余人大部被歼，黄、胡二人乘坦克分头突围，黄所乘坦克阴沟里翻船，被解放军俘虏。胡在爬上另一辆坦克时被手榴弹炸伤，顾不得包扎，一头扎入坦克夺路狂逃，方向却是逆行，沿途解放军部队虽诧异于这辆奇怪的坦克，可谁也没料到里面就坐着被毛泽东称为“狡如狐，勇如虎”的胡琏…… 
　　

胡琏身负重伤，辗转送上海虹口天主堂医院。由于救治及时，从他的背部取出大小弹片三十二块，有几块与肺、心“仅一纸之隔”。几乎病榻还未热，蒋介石一纸急电召去南京。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消耗大半，被挤到了墙角的蒋介石，在匆匆垂询了胡琏几句伤势情形后，嘱他速去浙江、福建、江西三省招兵买马，为国民政府的撤退保驾护航。蒋又手令国防部，予以胡琏三个军的编制，再将新到的美援武器中，拨足其三个军的装备。国防部即任命胡琏为第二编练司令，下辖第十军、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军三个军，兵源补充计划，除收容旧部外，指定该部由浙江省、福建省两省各征兵三万人，江西省征兵一万五千人。 
　　

在浙闽两省，胡琏唇焦舌敝，话带血丝，却毫无头绪，在这风雨苍黄、山河剧变之时，或前面已有部队在本省补充了兵员，再行征召绝无可能；或以人心浮动，“土共”滋生，本土保安都防不猝防，哪有兵员可征召外遣？或是各级政府徒有衙门，已无政令可通，难觅办事之人。总之一句话，请胡司令自行征兵，别无其他办法。遂后赴南昌，原“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中将方天，不久前刚调任江西省主席，方天与黄维、胡琏同为黄埔前后期毕业，自基层起步，又先后担任军、师的长官，袍泽情谊深厚，彼此信赖不移。在石牌保卫战后，任十八军军长的方天，和其所属十一师师长的胡琏，同获“青天白日”勋章。在方天主持下，赣省各级政府还磨盘般沉重却执着地运转，政令效率仍存，八十三县市地方官员尚无擅自离职或乞降易帜。胡琏尊称方天为方逸公，拜见时，行过军礼，端坐后打开话题，请老长官鼎力相助。方天说：本省虽已有第三编练司令官沈发藻所辖二十三军、七十军沿赣江人口富庶地方补充新兵，但你如能想出好方法，在本省再征到兵员，我鼎力支持！ 
　　

胡琏喜出望外，铭感五内，因其熟稔唐代府兵制，即提出一甲一兵的构思。一甲一兵，就是以“甲”为基层单位，每甲十二户共推出一丁当兵，服役两年，期满再推一名入伍以换旧丁。在其服役两年里，未出丁之十一户人家，一起襄助入伍丁之家属。每县幅员大小不等，以最小的县计算，出兵千余人当无问题，可达到一具一团。而军、师、直属部队之兵源，由人口大县充实。如此一团之兵属于一县，语言习惯、饮食起居一样，彼此或友或邻，均可互为照顾，融为一体，而且家庭亦因上述关系，对其出征子弟音信易通，减少牵挂，实乃唐代府兵制精神可为今用。 
　　

方天认定其具体、完善可行，即指示下面全力协办：在江西东部的抚州、上饶地区的二十一个县：南城、南丰、黎川、乐安、宜黄、崇仁、临川、东乡、金溪、资溪、贵溪、上饶、广丰、玉山，弋阳、余干、万年、横峰、铅山、余江、进贤——均为当年红军占领过的地区，实行每甲一兵，每县一团，三县一师，九县一军。并派赣北师管区司令唐三山，全力协助胡琏部执行征兵事宜。征兵干部分别进驻各县乡、镇所在地，坐镇征兵，挨家挨户拜访，紧迫盯人。当时的动员口号是：“士绅公务员，一律不缓征，两年决退伍，回家孝娘亲。”要求不分富贵贫贱，一律参加抽签，达到阶层公平。在兵员称呼上，不用“新兵”两字，而改称“青年入营”。有如过江之鯽者，如进贤，因某乡中心小学吴姓校长，在县城听完兵役会议报告后，随即辞去校长职务，投笔从军，在该县推波涌澜，短短二十天内，全县征兵两千九百二十五人；各县亦有抗争被严处的个案，或多或少发生，如黎川县公都乡一个中签子弟饶达三，中到签后逃跑，找了几次都未找到，最后抓到他时，拿着鸟枪企图抵抗，被击毙了。有的县直接反映到司令部，参谋长萧锐接到民间报告后，面报胡琏：古语说，得民者昌。我们现在征兵，为了争取时效和名额，难免操之过急，引起民怨，不能不注意改进。胡琏答：你说得很对，得民者昌。但我们现在急于得人，如果不能尽快“得到人”，成军作战都谈不上、还说什么昌不昌呢？外边那些流言蜚语，不管是有为而发，或无的放矢，我们不必过于计较，为了完成“救国”大业，挨点骂算不了什么。 
　　

总体上看，二十一个县实施顺利，从召开征兵动员大会始，到戎装入营终，各县均未超过一个月。 
　　

此外，方天指示省政府建设厅将其属下交通局的近百辆大小汽车，电讯局的八十余部独立电台，连同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三个月的薪俸，一并交给胡琏。三个军扯起了十二兵团的新旗，一边进行训练，一边离赣入粤。站上赣粤交界处的筠门岭，胡琏曾引领北望，徘徊良久，戚然地吟出：“河山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国危愈觉江山美，世乱从知骨肉亲”…… 
　　

十月六日，是江西子弟们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这天下午，宿营在离汕头只有二十多里的湖头小市集。在这个象征着月圆人圆的节日，眼下偏偏是月圆人未圆，千千万万人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这里的居民还未嗅到烽火烟味，全军在小镇上总算吃到一顿丰盛的大餐，每个班有一盆红烧猪肉，白米饭尽饱，狼吞虎咽之下，浓浓的乡思像杯苦酒，浅斟低酌，注入青春的血液……在潮汕，方天又交给胡琏原江西十个地方保安团（三个师）和省交警总队，再加上抗战末期由江西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军二〇八师、沈发藻在江西已征召的二十三军、七十军等，江西共有十万余子弟陆续赴台。

三

此前八月十七日，解放军第十兵团即叶飞兵团，攻占了福州。九月十日，其主力南下，环伺金门、厦门。另解放车七个军横扫浙江，直指舟山。广州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避难地，已是帷灯匣剑，危墻之下。原准备第十二兵团赴广州解围，但东南军政副长官罗卓英衔长官陈诚之命，认定对党国命运，台湾才是长久大计，决意抽调第十二兵团一部分兵力赴金门布防，胡琏即以第十八军应命。胡琏将其作战行踪潜藏很深，先令第十一师转进厦门，并以十二兵团的名义上街游行，迷惑解放军后，随即增援大嶝岛作战。十八军所属的四十二师、二十八师，共八个团的兵力，则于十月八日在汕头秘密启航增防金门，第十九军乘第二船团，滞留海上，后也改航支持金门作战。第六十七军则赴舟山增防。 
　　

四十三师里，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新兵——来自黎川的李隆昌，在汕头码头随所在团登上了招商局的一条商船“福安号”。六十年后，他在《时代见证》一书里写道：

部队登船已近暮色升起。天气阴沉，更衬出暮色苍茫，愁云黯淡。惜别依依，天地为愁，天心人心，此时此景，内心怆怀——离乡、离家、离开土地。岸上灯影模糊，人影模糊，泪眼模糊……几声凄厉的船鸣，仿佛天拥抱着地哭泣、海拥抱着船哭泣、船离开岸哭泣，哭泣！是征人离开母亲的是哭泣、离开家的哭泣、离开乡土、国土的哭泣……不幸的时代，不幸的离乱、流浪、战争…… 
　　

有人说，看到海鸟飞翔，就离陆地近了，一心只希望看到陆地，离开海，离开颠簸得令人无法忍受的船……看到陆地了，像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大家欢呼着……旋即我们发现是朝向海中央的一个小岛航进，远远看去像降起的海中礁石。渐渐近了、近了，黄黄的迷彩，没有高高的山，绿荫荫的树招引。船在海中央停下，靠不了岸，要配合潮水才可登陆，在船上过了一天。十月十日下午，我们涉水登上陆地，凉了半截——惊沙扑面，芦草萧萧，悲从中来：“天涯征戍地，能有几人回？”这就是金门岛！

解放军攻克厦门后，并未发现十二兵团踪迹，自认为胡琏好虚张山势，十月二十四日，胡琏又向蒋介石发出电报，佯装十二兵团还在海上，请求撤回台湾。这份电报被解放军截获，叶飞正在召集兵团会议最后落实当晚进攻金门战事，情报处长将这一电报的情况报他，他说：很好，看来现在是最好的攻击时间了，一来胡琏兵团还没有上岛，二则李良荣兵团还没撤走，上岛不至于扑空。金门战役遂于当晚仓促发动。 
　　

虽满弦顺风，趁潮靠岸，但隔岸炮击火力有限，此岸又密布地雷，最先在垄口登陆的解放车二四四团死伤惨重。其地雷之多，几十年后联合国统计，以每平方公里数量计，继柬埔寨、中东之后，金门是世界上布雷最密的地区，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岛上许多地方仍须有防雷的警示。 
　　

随后，二五一团、二五三团，在古宁头到林厝间强行突破，不顾一切向纵深猛插，连续攻陷古宁头、北山、南山、林厝、浦头、湖尾等村落，以及观音亭和东一点红等重要据点。在有“金门之熊”之誉的M5A1型坦克装甲部队及空军支持下，国军全力反击，将解放军逼退至古宁头附近的南山、北山、安岐村一带村落，展开激烈的巷战。轻重机枪子弹，如骤雨般哒哒掠过，国军活着的又从死了的身上站起来。彼此都上了刺刀，银光雪弧连天跳跃之中，双方逐屋争夺，中土必争，生死总在分秒毫厘之间。 
　　

此时，解放军急需第二梯队支援，并调整战法，但国民党海军司令黎玉玺亲率太平舰赶来，在古宁头西北海面，猛烈轰击了搁浅在此的解放军船只。天亮之后，国民党空军野马式战斗机群又飞临金门上空，开始轮番俯冲，以机枪和火箭向解放军阵地猛烈扫射攻击。另有数架则飞到海边，向解放军残存的赖以接运援军的船只投掷汽油弹，引起熊熊烈火，足有几十米高，如火烧赤壁一般，将全部船只烧得一干二净。海面上满是不得不弃船又不得不爬上海滩的士兵。大陆这一侧看得清清楚楚，遥见对岸战况之惨烈，手下部队虽多，却唯有望海兴叹，指挥所里急得团团转的萧锋，时有困狮般狂吼长啸…… 
　　

至二十六日凌晨三时，解放军唯有一营兵力登陆增援成功，且只有轻武器，无法与守军坦克相抗，再次被逼回古宁头村一带。拂晓后，胡琏抵达金门，在湖南高地亲自指挥作战。随后集结岛上国军所有部队，在战车战防炮猛烈轰击下全面出击，逐步收复各村落和高地据点。其中，有解放军一干部远远向他喊话：“胡琏，投降吧！国民党就要完蛋啦！”胡琏笑着对众人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黄埔子弟，岂有朝秦暮楚者耶？” 
　　

二十七日八时三十分，国军对古宁头阵地发起最后总攻，潮水一般的敌人从三个方向涌来。顽强抗击到最后的解放军五十名官兵，弹尽后，威武不屈，集体扑向大海。国军用机枪疯狂扫射，海面一片殷红。少顷，海滩上，一团团红红绿绿的新版人民币，随海风翻卷如纸钱一样，洒落在触眼可及的尸首上。在一条烧得几成焦炭的大帆船里，发现有烫毛羊肉半边，油炸花生米一桶，烧酒一大坛，白米一大包，显示解放军约有当夜登陆、次日即在岛上用早餐的安排…… 
　　

此役在国民党战史上被称为“古宁头大捷”里，历时三昼夜、前后共五十六小时的战斗中，解放军万名官兵全军覆没，无一回还对岸，亡者三千余人，伤残、被俘者七千零五十九人。国军伤一千九百八十二人，亡一千二百六十七人，总计三千二百五十一人。清点战俘时，国军原以为必可俘得解放军一两名师长，结果仅得隶属不同军、师之五名团长。让人慨叹不已的还有，一对亲兄弟在血污狼烟的古宁头相见，一个是等待嘉奖的勇士，一个却是即将收押的战俘，四目相对，泪如泉涌。原来兄弟俩早几年一道被国民党征兵，内战中弟弟被俘，参加了解放军，才有了这样一幕。一九五二年，解放军被俘的三千余人被分批遣返大陆，回来后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遣返老家种地。一部分人被定性为叛徒而遭判刑。“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饱受折磨，纵是做农民也不能幸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此次战役的总指挥叶飞，则自请处分，“但毛泽东原谅了他。他的地位始终未受影响”。（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 
　　

如今已经是解放军上将的刘亚洲，透过金门的那场远去的血火硝烟，目光精进，更是看高一层：“毛泽东是一位大陆战略家。他可在陆地上将蒋介石八百万精锐鲸吞，但金门战役却败了。与其说败给蒋军，不如说败给海洋。自那以后，悠悠五十载，解放军兵锋再未染指台湾海峡。” 
　　

从一九四九年二月至次年春，国民政府窘困得连国防部保密局这样的要害单位都开不出薪饷，但这一天硬是划出了白花花的三十万现洋，装成几个麻袋，由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带上军用专机。在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载：

……我于本日奉命自台北飞往金门慰劳将士，十一时半到达金门上空，俯瞰两岛，触目凄凉……沿途都是伤兵、俘虏，和搬运东西的士兵。复至最前线，在炮火中慰问官兵，遍地尸体，血肉模糊，看他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英勇作战，极受感动。离开前线时，我军正肃清最后一股残匪。下午四时，飞离金门，但脑中已留下极深刻的战场印象，到达台北，已万家灯火矣……

金门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两夜无眠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心中一块巨石訇然落地。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两年里，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创办人卜少夫，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台北采访了陈诚。他注意到同为浙江人的陈诚，虽是蒋介石的爱将，三十三岁就当上军长，抗战后晋为一级上将，凭着其才干和受重任的程度，一向有“小委员长”之称，爱屋及乌，宋美龄甚至将干女儿谭祥嫁给了他。但陈诚其实是一个枯燥的人，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没有朋友，只有上司与下属；没有娱乐，整天埋头工作。大概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昨天晚上，他书案上的烟缸里堆满了烟蒂。东方大白，他用冷水抹了多遍熬成一团红丝的眼睛，又刮去青茬茬的胡子，然后穿戴齐整，流星大步，走向台湾光复四周年运动会的主席台，宣布各项竟赛开始”。 
　　

蒋经国从金门回到台北，即去草山公馆，报告父亲：“金门古宁头大捷了，这一次我们全胜了！” 
　　

人如其名的蒋介石，一向不轻易流露情感，此刻他流泪了。 
　　

他太需要一次胜利，给自己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注入一支强心针了！ 
　　

不得不诀别大陆、落荒台湾的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日记中无数次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最令他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尚存忠于他且可以指挥的部队，已不过是大陆时的十分之一。 
　　

许多昔日信誓旦旦的国民党要员，近年来把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在蒋氏父子退台前后，纷纷带着金银细软外逃，自我放逐。上一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江西省主席又任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滞留香港；原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去印度尼西亚，当了华侨中学教员……连“代总统”李宗仁，也以治病为由滞美不归，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其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返台，否则视为放弃“总统”职务。此时的李宗仁，彼一时也，不过视这职务为一件爬满了虱子的华丽大氅。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在香港的亲国民党人士为纪念“双十节”而举办的酒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门可罗雀”。这年夏天，国民党中宣部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这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唯恐避之不及。 
　　

而当时一些国外报纸谈起中华民国政府时，总不约而同地加上“垂死”的形容词。 
　　

就连蒋介石本人，虽觉草山青峰翠谷，秀蔚天成，又有常年不息的汩汩温泉，而行馆原是日据时代日本糖业株式会社的高级会所，专供本国军政要员来台度假享用，但来台暂栖于此，总有点“落草为寇”的味道。他遂下令将草山改名“阳明山”，以表其崇信和效法明代哲人王阳明。 
　　

“古宁头大捷”，终让蒋介石有了一股中气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是我们第一次把共匪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 
　　

“古宁头大捷”，亦使他的目光从他梦魇般的一九四九年拔出来，他又说：“从今以后，我们要在反共复国的基地，把三民主义好好地扎根。” 
　　

这是一位历史大人物的总结，一位历史小人物也有一个总结。 
　　

李隆昌在《时代见证》里写道：

六十一年了，江西人没有声音。今天要大声的呼吁：没有江西一甲一兵，即没有第十二兵团；没有第十二兵团，即没有金门古宁头的大捷，没有金冂古宁头大捷：即没有今天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

四

金门之战后，在台中，胡琏和即将解散的江西省政府作了交接，后者的代表是建设厅长蔡孟真。随十二兵团到台、历经暴土烽烟还完好的汽车约有九十辆，独立电台七十部，随后，蔡孟真将它们连同工程技术人员，一并移交给行政院。当即，汽车成了行政院各部委的第一批公务用车，独立电台由台湾省警备司令部接受，两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则大多卸下战尘、又筚路蓝缕，成为岛上交通建设、开拓东西横贯公路的先驱力量。还令人触目的是，在一场大迁徙还未结束，一切都显得仓猝、简陋的台岛，往日大陆的一些省主席，不少的军师长，茕茕只影，或两手空空来到岛上，什么黄埔一期二期，什么中央委员、国大代表，总有一大堆。可谓将军贱如狗，政客满街走。一些人已沦为在街头摆地摊，卖旧物，代写书信文札。这时，随江西省政府迁台的省属裕民银行，还给中央党部上交了四万元现洋，及大量乌金属，大大扩充了刚开办的裕台银行的资本金。国民党靠着裕台银行，此后陆续办了棉纱、火柴、印刷、液化石油经销等企业，并投入证券交易业，由此形成日后自己庞大的、终为世人所诟病的“党产”。 
　　

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对此深为感慨，称道方天：“世上能有如此品格高尚、操守清廉者，确属罕见。”方天，别号天逸，一九〇二年生，赣县人。无论在军中，还是在政界，一生忠勤耿介，有守有为，廓然大公，横而不流。省府财物，涓滴归公，最后略有些微余银，亦嘱承办人交出，作为购置台中市江西同乡会馆舍，暂供江西部分清寒同胞栖息之所，共享余泽。夫人也是江西人的胡琏，日后在一篇纪念金门之战的文章里写道：“正气在江西。自文山先生（文天祥）之后，江西文风至盛，正人君子，辈出不穷……种种深泽厚德，都由十二兵团受领无遗，前人种树，后人食果，以之谓也。” 
　　

提起“江西”，二十世纪里亦是大陆红色话语中的经典符号。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里，江西有名有姓的烈士达二十六万余人，大量没能留下姓名的无名骨殖更是恒河沙数，仅前者就占到了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这块土地的地域文化战略的选择上，始终不知疲倦地叙说着、充满挚情地歌吟着井冈山、红土地、英雄城，其丰沛满溢，远甚于出了毛泽东的邻省湖南；其大半个世纪雷打不动的劲头，应让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浦江之畔多少感到汗颜。一位历史学家十几年前这样告诉笔者：江西在自己的红色历史上不懈地造势，其潜意识里一定蛰伏着一个情结——要在中央的眼里取得正统地位，这意思倒不是哪个人意欲在中南海里谋取高官显职，而是说对新中国作过巨大奉献与牺牲的江西，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有理由、资格在林林总总的大蛋糕里切上一块…… 
　　

如李隆昌这样存世已凤毛麟角的江西老兵所呼吁的“没有江西一甲一兵，即没有第十二兵团；没有第十二兵团，即没有金门古宁头的大捷，没有金门古宁头大捷，即没有今天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在今日的台湾，在几乎遍及所有县市、供奉着民间传说中江西的福主许真君，以及王安石、文天祥、欧阳修等先贤之神龛灵位的江西同乡会馆，那发亮的牌匾上总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气在江西”。岛上已经繁衍了三代的江西人，有机会也总是理直气壮地对政府、媒体呼吁：“先有庐山，后有玉山”。所谓庐山，是指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江西庐山发表抗日宣言，内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由此启动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所谓玉山，当指岛上阿里山东侧、中央山脉以西巍峨挺拔的玉山山脉…… 
　　

同一方地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下，有着如此悖反的诠释。台湾作家陈冠中有一篇长文《中国论述的绛树两歌》，说到绛树是唐朝的歌女，据说可以一张嘴同时唱两首歌。看起来是悖反的“两首歌”，两岸赣人的性灵深处，却多少都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嘘叹。历史长河中的某些场景与细节，真是令人不禁莞尔，让人沉思……

五

大仗后，胡琏两度担任金门防卫总司令。在其运筹指挥下，这个原本风沙强劲、亘古荒凉，只见稀疏的茅草与菅芒花随风摇曳的小岛，打桩声、开钻声、浇灌声、号子声、军歌声……通宵达旦，迷宫一般的地下战备坑道，充满肃杀气氛的海岸阻隔桩、各种军事伪装和防御工事一一竣工，成为今人凭吊冷战历史中不可或缺之场景。与此同时，修道路，广植树，辟公园，筑水库，建学校：慈堤的落日，莒光楼前的晚霞，中正公园清晨的薄雾，榕园的浓荫幽翠，金门高粱的飘香……成了今日金门得以称为“国家公园”的弥足珍贵的观光资源。 
　　

唯一让今日游客感到寂寥之处的是在林厝村一带。原来这里有几千人口，大仗之后，这片田野的番薯、花生长得格外好，而鸡鸭猫狗却纷纷离散，避之不及。夜深时分，有磷光片火在夜幕里穿过，且偶有秋虫般凄凉如水的“咻咻”声断断续续响起。有乡亲说：这是几千名阵亡的共军不宁不安的孤魂在叫唤呢！没有几年功夫，此地农家陆续搬走他村，农时节令才见锄影犁光，或偶有妇人在某个特别的日子里打开老屋，“咿呀”一声后，往神龛上供奉的祖宗灵位上敬香…… 
　

一九五三年，胡琏下令在金门最高的太武山建“国民革命军公墓”，以安葬三年来在金门因公或遇难逝去的国军官兵。其后，又在林厝村建有将军祠一座，祠后一个大坑内集中收有岛上当年匆匆处理的解放军阵亡官兵的几千具尸骸，多数已残缺不全，无法辨认。 
　　

可以提及的是，美国军队在“二战”时官兵们就有了可称为“生死牌”的识别标志，即在一块统一定制、可吊在脖子上的铁牌上，铭刻有个人姓名、年龄、血型、家庭居住地等信息，以便战地负伤时有效抢救，阵亡时辨认身份并很快通知家属。但迄今为止，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西南边疆那场战争，中国军队都没能够给士兵配上正规的身份识别标志。有军人说：“这说明我们尊重个体生命的意识还很落后。（见刘青松《一辈子的战争》《读库》1203卷第25页） 
　　

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我自台岛至金门。当日，在《金门日报》原总编辑李开福伉俪的陪伴下，在霭霭薄暮中去了林厝村。先拜将军祠，这祠简陋、低矮，鲜有施主香客来的痕迹。在台位上一泥塑的古装将军前供上香火，深深地鞠躬三回。又转去祠后，已经看不出是一个无名大冢了，叫不出名的各种灌木蔓藤早将其深深地掩盖了起来，好似一个痛彻心扉的母亲，紧紧地怀抱一个渐渐失去体温的孩子，直到冷却，尘归尘，土归土……顿然，酸楚扑鼻袭来，潮热扑心压来，有无泪之泣，有无号之啕，多少前尘往事涌上心头！ 
　　

次日上午，以同样心情去了太武山国军公墓。先在高敞、整洁得多的祠内焚香、鞠躬。一片片绵绵的冬雨里，成千块平卧的小小墓碑，如炽白的飞弹一样向我袭来。一刻晕眩后，轻轻地在一块块墓碑间走过，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半个世纪前多是农家子弟，大约一样的性情淳朴，一样的眼睛里充满憧憬，或漫布疑惑，来自大陆的各个省：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四川、广东、浙江，来自江西的自然更多，目光不过扫了几行，便见籍贯上刻有南昌、进贤、崇仁、黎川、赣县…… 
　　

我到过美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宏伟、庄严、静谧，安息的多是“一战”、“二战”中牺牲在世界各战场上的美军将士。我也进过东京的靖国神社，尽管这里常常被世人斥为“军国主义”的一具僵尸，里面供奉的仍是大和民族在对外侵略战争里死去的众多亡灵。我还去过其他国家的一些陵园，好像唯有在中国的军人公墓里，埋着因彼此搏杀而在内战中倒下的太多年轻的而肉之躯。仅脚下一百一十四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一九四九年“古宁头大捷”的血雨腥风之后九年，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战中，当日对岸打过来四万发炮弹，这边在最初的二十分钟晕眩后反击了十二万发，在炮战开始的十日内，解放军共发射十万发炮弹（见秦风編著《岁月台湾1900～20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三版），总共四十六天中，金门岛接受了四十八万发炮弹，岛上平均每平方公尺砸下去了八吨钢铁。整个厦门湾里，呈现出史无前例的人造浩劫。在国军第一波的亡者中，至今人们还在忆及的是时任金门防卫司令部的三位副司令——章杰少将，赵家骧少将，吉星文中将。其中吉星文，是在卢沟桥“七七事变”中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西北军名将…… 
　　

倘若洒出去的血泪能够收回躯体，倘若岁月能够像影碟机一样前进与倒退，中华民族还会向世界展现猪八戒啃猪蹄——自残骨肉的景观吗？上个世纪，一边用苏式武器打同胞，一边使的是美式武器打同胞，卖武器的主大约都偷着乐，没卖武器的主也围堵着看热闹。两边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地对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无语问苍天”。 
　　“无语问苍天”。 

胡琏一生唱过三段慷慨激昂的军歌，一段是“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一段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后一段是“打倒俄寇！……”作为职业军人的他，身上的每一块伤疤，都留下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的烙印。一九六四年，胡琏卸下军职，出任“驻南越大使”。八年后，免职回台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他晚年爱好文学和历史，喜读古书，一九七四年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宋史和现代史。在抚卷扪心之时，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他是否也有“无语问苍天”之慨呢？ 
　　

一九七七年六月，胡琏因患心脏病在台北逝世。遗体以海葬形式安息在澎湖列岛海域。此后，金门有“伯玉路”，“伯玉亭”。 
　　

那些大多被胡琏带到岛上来的江西十万子弟，近些年绝大部分的萦魂绕魄，也随他们的司令飘零去了海角天涯。早期有太武山国军公墓，以后成家者由家属安葬外，单身者多葬在台北郊外的六张犁公墓。一九七〇年，同乡袍泽在这个墓园内建了一座江西省籍国民党老兵的合葬墓，碑上写着：“徐蚌会战后胡琏将军于民国卅八年夏江西招兵单身战士之坟墓——在台江西老兵建”。坟冢多经修葺，墓廓齐整，显然有后死者经年到此凭吊祭扫。 
　　

在台北，我拜访了已经年过八十的李隆昌先生，老先生曾任旅台江西同乡会总秘书长及《江西文献》编务工作。退休后凭一己之力，编纂了一份一九四九年春夏时节胡琏的十二兵团在江西东部重新建制后入粤再抵台的战史，其中有该兵团在此二十一个县征兵的各县兵员数，但没有姓名。加上此后收编的江西十个保安团等单位，这十万江西子弟的身世音容，早已消失在渐渐凋零的大陆亲人心中，亦失踪在官方的江西现代史上。如今，只有在六张犁墓园和金门太武山国军公墓，放下恩怨，放轻脚步，在龙应台“大江大海”式的感应中，才能听到这数万名年轻魂灵的乡思与悲怆……